正如七十二變法術一樣，孫悟空形象的文化傳播同樣充滿了變異性，而這種變異性又可以歷史化為現代中國的諸多激變時刻。晚清時期，作為一個「闖入者」，孫悟空成為現代認識論的寓言；20世紀40年代，在日本侵華戰爭的淪陷危機之下，孫悟空在民族主義、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三重維度上表達了被壓迫者的反抗激情；到了80年代，孫悟空在電視劇中被塑造為「孫行者」，「行者」也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想象方式，夾雜着對西方現代性的熱情與困惑；90年代以降，重商主義的社會氛圍導致了知識分子群體的「自我貶值」，於是孫悟空也遭遇了英雄主義的降落，同時孫悟空也成為中國青年亞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，用叛逆/皈依這兩副面孔詮釋了抵抗/收編的青年亞文化機制；新世紀的時代主題是全球化，於是孫悟空成為了跨文化語境里的中國符號。孫悟空的「英雄變格」正是今日中國「文化中空」的詮釋，這一根植於中國民間智慧的闡釋，跳出了西方現代性話語的二元對立結構，富有啟示性。 白惠元，1988年生，吉林人，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，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，研究領域為中國當代文學、中國電影與大眾文化研究等。曾在《文藝研究》《電影藝術》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余篇，並被《新華文摘》《中國電影批評年鑒》全文轉載。編劇作品曾多次入圍烏鎮戲劇節、北京青年戲劇節、南京當代青年劇場邀請周等，並獲得獎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