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，說古代的賢達都是讀了《弟子規》才成為賢達的，這就不如實； ... 現階段的「台語正字」，應該視同鋼和泰、高本漢在試標「漢字古音」，可以當作 ...2016年2月27日星期六【轉載】：《弟子規》的傳播是場騙局？《弟子規》的傳播是場騙局？＝＝＝＝＝＝＝版主案語：每一次看到佛教團體卯起勁來推展閱讀《了凡四訓》，對他們放著「佛教啟蒙」不作、放著佛教《法句經》不讀，把《了凡四訓》當作佛教必讀書籍，也是同樣內心百味雜陳，無可奈何。

＝＝＝＝＝＝＝＝以下引自「習五一」的博客《心在山水間》：书评君：《弟子规》是古代启蒙读物吗？ (2016-02-2123:00:36)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5f6f0270102x2im.html【札記】2016年2月20日我前往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」參加會議，在北京地鐵5號線惠新街北口站下車，看見站內的牆上掛著裝潢精美的巨幅《弟子規》。

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需要如此大張旗鼓地宣傳《弟子規》嗎？推薦各位讀一讀《新京報書評周刊》的文章。

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 按：只要微博上隨便一搜，就會發現無數的學校和企業在讀《弟子規》，把它當作中國古代“蒙學經典”。

《弟子規》誕生於清代，而做清代文獻研究的黃曉丹老師，接觸了大量清代的詩文集、傳記和家譜，卻從來沒看到過哪裡提到《弟子規》。

她問及研究民國文獻的朋友、讀過大量現代學者的回憶錄和傳記的朋友，發現他們也都從未見過《弟子規》。

那麼，這個據說是“傳統蒙學經典”的《弟子規》到底為什麼避開了我們的視野呢？今天，書評君就跟諸君分享黃曉丹老師在剛剛過去不久的首屆“親近母語”《兒童傳統文化教育論壇》上的講稿，讓我們看看《弟子規》到底是本什麼樣的書，又是怎麼在近幾年大張旗鼓地流行起來的。

《弟子規》在古代是賢人君子們少年時代的啟蒙讀物嗎？海峽兩岸的研究生把《弟子規》拿來做碩士論文時，都會碰到兩個問題，第一，作者的生平很不清楚；第二，清代和民國時期以及解放後一直到2000年，對《弟子規》的研究文獻都太少。

《弟子規》的作者李毓秀，是清代山西絳州的一位秀才，因為沒有中舉，也沒有其他學術上或者政治上的成就，所以同時代人對於他的記錄很少。

台灣師範大學的劉雅苓同學在她的碩士論文裡比對了各家的觀點，大致確定李毓秀生於順治四年（1647）、卒於雍正七年（1729）。

東北師範大學的周明杰同學在他的碩士論文里羅列了大陸館藏的《弟子規》的十二個版本，其中最早的一個刊刻於咸豐六年（1856），而劉雅苓同學在台灣收集到了四個版本，最早的一個刊刻於同治五年（1866）。

這告訴我們兩點：第一，《弟子規》在作者死後一百多年才被人們注意到；第二，《弟子規》的出版其實是在鴉片戰爭之後，是近代的事。

如果我們看一下中國歷史紀年圖，會發現李毓秀生活的年代和《弟子規》的出版物能在市面上找到的年代，都處於中國古代史的最尾端，所以宣傳中說“古代出現了那麼多賢人君子，寫下那麼多唐詩宋詞，都是因為古人從小讀《弟子規》”這是不合適的。

另外一件我覺得奇怪的事情是，不管台灣還是大陸，所有人要證明《弟子規》曾經很流行，就引用這句話“《弟子規》編成後，因其通俗易懂，易於背誦，甚為普及，清代末年有的地方官府還將其定為私塾、義學的必讀教材，甚至作為'勸善'書籍，在祠堂、茶館、書館中進行宣講，使其廣為流傳”。

事實上這句話的源頭是1974年3月，發表在《天津師院學報》上的《<弟子規>宣揚了什麼》。

作為批判文章，“廣為流傳”的說法有誇大和臆測的嫌疑，但是其中說“在祠堂、茶館、書館中進行宣講”大概是有根據的。

我在《四庫大系系列數據庫》9153種書裡，檢索《弟子規》，只找到兩條文獻。

說明它真的沒有很廣為流傳。

但檢出的一條文獻說：“勞乃宣，字玉初，浙江桐鄉人。

同治十年進士，……任吳橋，創裡塾，農事畢，令民入塾，授以弟子規、小學內篇、聖諭廣訓諸書，歲盡始罷”（《清史稿·勞乃宣傳》）。

這兩條文獻對照，告訴我們，《弟子規》在最初的使用環境是祠堂、茶館、書館，使用對像是幹完農活的成年人。

這又解釋了我的兩個疑惑：第一，為什麼我看過的所有清代詩人的自傳都說自己是從論語、詩經、唐詩開蒙的，因為《弟子規》的適用範圍是社會下層；第二，為什麼《弟子規》裡面對兒童的童真童趣沒有一點欣賞的意味，因為它本來就不是專門寫給兒童的。

我們再回到《清史稿》去看勞乃宣使用《弟子規》的效果，就會發